中国古代书画的流散与收藏

文物古玩的收藏和研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其中中国历代法书名画历经浩劫，流散甚多。中国书画是指以毛笔为工具，墨和植物质、矿物质颜料为材料，纸或绢为底子的平面造型艺术。它的创作、装帧、鉴藏三者是统一的。中国书画的材质载体决定了它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物古玩艺术品，其保存流传乃至研究甚为不易，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又使文物典籍屡遭浩劫，给悠久传统文化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留下来的文物收藏方面的有关文字记载，亦多语焉不详。本篇所研究的正是中国古代书画流散和收藏的历史。

法书和名画被认为是艺术品，乃是遥远的事了。根据现有记载，它们被统治者当作珍贵文物保存起来，并传之后世，应从公元5世纪算起。在此之前，西汉武帝虽有所讲求，但由于保存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大都只能通过金石得以流传。如长沙近几十年中考古发现之战国帛画和西汉马王堆墓出土帛画之类的绢帛作品，惜当时的装帧技术不能适应，致难以大规模保存。以后装帧技术有所发展，并精益求精，是与鉴赏、收藏的讲求有关，从而使后来的广泛征集法书名画活动也随之改观。

东晋是我国书画艺术灿然可观的时代，尤以书法特色著称。晋书崇尚气韵，二王为其泰山北斗，书法由篆、隶、章草演为正楷、行书、今草，为往后的书法体系的成熟奠定了基石。东晋绘画于人物神情的描写尤为生动有致，并为后起的山水画开辟了新途径。与此同时，有关书画的理论阐述也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书圣”王羲之和画坛巨匠顾恺之。由于书画艺术创作的繁荣，也开始造就鉴赏和收藏方面的滥觞。

桓玄篡晋安帝司马德宗位于元兴之际，内府所藏书画，尽归他掠为己有。在他篡夺之前，曾命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有人劝告不必这样行事，他却说：“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晋书·桓玄列传》）当其为刘裕所败，退出石头城（南京）时，晋内府书画随载而西。枚回洲之变，桓玄授首，这大批书画，归于刘宋内库，也有部分流散入权贵之家。

刘裕篡东晋，称国号曰宋。他垂手而得东晋内府的珍藏，包括桓玄所攫走书画名作在内。刘裕本人雅好绘画，继司马绍和桓玄之后，不断地充实库藏，蔚然可观。宋明帝时期“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并留意书画：一面命巢尚之、徐希秀等人清理旧日内库藏品，一面诏令寻求前废帝刘子业乱政中所散佚的书画，并饬其幸臣免罪，还给代价将内库书画收回，仍有人不敢献出，最后五卷散亡。随后遣使到三吴、荆、湘“穷幽测远”，搜集散佚，连同群臣所献，不数月之间，“奇迹云萃”。当时王羲之父子书法藏有七百零七卷，锺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张昶、毛宏、索靖、锺会等书迹若干，又羊欣一百八十卷。

宋顺帝刘于明元年（公元477年）为齐高帝萧道成所弑，箫道成受禅为皇帝，国号曰齐。萧道成性好文学，尤擅鉴赏，凡库中宋时宝藏，悉为所有。根据作品优劣，评定甲乙，不以年代远近而论高低。自画家陆探微至范惟贤42人“评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供其暇时披览欣赏。

与萧道成同族的萧衍，举兵攻东昏侯萧宝卷，封梁王。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公元502年）禅位于萧衍，称国号曰梁。萧衍对齐内府所藏的书画，极为珍惜，还想方设法搜求前人的作品。萧衍之子梁元帝萧绎才艺过人，兼擅绘事，继乃父之后锐意访求名迹，内府所藏书画，超越前代。先是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遭侯景之乱，内府珍藏被焚数百函。随后将内库所有书画，载往江陵，不幸在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江陵为西魏于谨攻陷。失守前萧绎将所藏法书名画和典籍24万卷，派遣后阁舍人高善宝前往火焚，付之一炬。萧氏欲投火中，与珍藏同归于尽，为宫嫔所阻，他气愤地用利剑斫折殿柱，并叹息道：“萧世诚（绎字）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事后于谨诸人于灰烬中拾得书画四千余轴，运往长安。此次是我国书画名作见于文献记载所受到最大的一次浩劫!它与历史上的法书名画散佚事件情况迥然不同，毁掉的巨量名迹再也无法使之流传下来。也因为《梁太清目》一书失传，无从查对具体件数，以及艺术价值。颜之推《观我生赋》对此次历史事件所作评论道：“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辆）而烟扬，史籍以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梁将陈霸先受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称帝，建立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文帝陈于天嘉年间责成臣工肆意搜集民间流传的法书名画，内库所藏，渐复旧观。

隋文帝杨坚受北周禅为帝，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陷建业（南京）虏陈后主叔宝，结束了我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时期。统一以后，隋文帝杨坚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颖搜集陈内府中书画，得八百余卷，也归入隋朝内府。在东京（洛阳）观文殿后面，东建妙楷台，庋藏历代法书；西建宝迹台，庋藏历代名画。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幸江都（扬州），东都法书名画随之由运河载往，中途船只覆灭，大半落水，我国法书名画又一次遭受厄运!后杨广为宇文化及所弑，运扬州的劫余书画，由宇文掠去聊城，为窦建德所得;至于东都留下的藏品，落入王世充之手。这就是隋王朝庋藏历代名迹前后的流散历史概况。

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李渊拥兵称唐王。翌年受隋禅，即帝位于长安（西安），国号曰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秦王李世民先后灭窦建德、王世充，于是两都内库珍迹以及扬州所余精品，均归李世民所有。当时曾命司农少卿宋遵贵，随船运往长安，沿黄河逆流而上，道经三门峡之砥柱，水流激湍，竟遭覆灭之灾，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此是见于记载的书画第二次遭到的落水之灾，也是第三次成批损坏的又一桩浩劫!武德年间内库所藏书画只有三百卷，连同隋代所留下的，在数量上远不能与前代相比。惟秦王李世民在登极之前，已留心及此，尤其是对王羲之墨迹，搜集最多。即位之后，进一步多方访求，久藏民间的剧迹，一时萃于内府。由于两晋以来书画创作的繁荣，鉴藏之风大开，装帧技术精进，尽管遭遇三次劫难，唐以前的法书名画所存有限，但经朝廷锐意搜访，竟再度蔚为壮观。武则天当政，准张易之奏请，召画工修理内库书画，从中还根据原作进行临摹，参原装裱褙，优孟难分，张氏将真迹换去据为私有。张氏伏诛后，所藏六朝名作归于薛稷，薛氏故后，部分为岐王李范（唐玄宗之弟）所有。李范所得书画，一部分为内库珍品，即为张易之以伪换真者。薛氏未知其中内幕，没有上奏真情，后来又慑于武氏的严刑峻法，竟惧而焚毁。这是早期著名书画毁于火的第二次记录，也是所知法书名画总的第四次厄运。

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内库，因新收薛稷、李范、王方庆诸家私藏书画，更加充实。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李隆基奔蜀，内库法书名画多被番兵改作别用，损失惨重，是我国书画珍品所遭第五次浩劫。德宗李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叛乱，内库珍品又不知丧失多少。

唐代内库所藏名迹，在装裱、钤印上也有了一定的制度。武德初秦王李世民府藏书画，跋尾有薛收、褚亮、虞世南的签署。贞观中褚遂良掌监裱褙，并有鉴定人押署官爵，上钤贞观连珠小玺。开元中的情况亦复如是，间有割去前人签署，代以后人的押署官爵，也有钤“开元”二字小印的。间或有钤用“集贤、秘阁、翰林、弘文”诸印的，当属各部门掌管加钤的印信，以资识别。

唐末农民大起义，推翻唐朝统治，后又出现五代十国各自割据混战的局面。在此混战动荡的五十多年中，唐内库富有的庋藏，又不知散佚多少。其中南唐和前后蜀的收藏较为可观，南唐藏品上钤有“建业文房”和“内合同”印记，而今或偶然一见。这一时期的官家内库收藏，远不能与唐时相比拟，除去兵燹中损失之外，大都散之民间，直到赵匡胤统一中国，为书画再一次大集中创造了前提。

赵匡胤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在开封东北陈桥兵变，受禅称帝，国号曰宋。前后并吞各国。南唐、后蜀、吴诸国所有之法书名画，均作为胜利品运往开封内库。唐末散佚的珍品，又重新聚集起来。《图画见闻志》记载:“太祖平江表，所得图书赐学士院。”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初，下诏国内郡县搜访名迹，又命待诏黄居、高文进搜求民间图画，铨定等级目录。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建置秘阁于崇文院的中堂，用来庋藏古今名迹。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神宗赵顼皆从事鉴藏，积累已多。到了徽宗赵佶，书画的收藏，适逢极盛之时。徽宗内库法书名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对藏品作者简历、品名、数量均有简要记录，藉以获知宣和内府所藏“魏晋迄於北宋初期法书一千二百四十八轴，晋至北宋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总计七千六百四十四轴。”这还不包括徽宗赵佶本人的作品和画院作品在内。经宣和御府收藏过的书画，装帧形制的包首用各色缂丝或古锦，鹅黄细绢为前后幅水，拖尾蝉纸用高丽茧纸。在前隔水上有赵佶瘦金书题签，画心前钤圆、方形双虺印玺（书法用圆印，绘画用方印），前隔水骑缝钤“政和”、“宣和”年号连珠印。纸上钤“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玺，字为九叠朱文篆。随着卷轴形式有所不同，签题、钤印各异。此时内府经管人为求形制一律，毁掉不少旧时原裱，殊可惋惜。

偏安临安（杭州）的南宋王朝，当局势逐渐稳定，即着手向民间搜集从汴梁（开封）流散出来的法书名画。并通过与金人的往来，从榷场中交换一部分作品，但欲恢复宣和旧观，诚非易事。南宋内库书画的装裱形制和钤印，也有一定的制度。不管入库的历代作品原装如何完整，曹勋诸人总是要进行改装，以求“划一”，无疑是对文物的破坏。宣和原装之品，一入绍兴内库，即换掉原来的包首、引首、隔水、印玺等，有的名作还加有赵构题跋。

崛起于松花江上游的女真族，建立金国，先灭契丹（辽），乘胜攻灭北宋，后与南宋王朝对峙。从开封掳获的法书名画，不被珍视，一部分为南宋通过榷场换了回去，一部分藏入金内府。直到章宗完颜时，由于他对书画艺术极为爱重，躬自实践，经他欣赏过的名作，都有其题签，书法极近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按照北宋内府装帧之例，金内库书画也有一套制度。前后隔水、纸钤“明昌宝玩”、“御府宝绘”、“内殿珍玩”、“明昌”、“秘府”、“群玉中秘”、“明昌御鉴”诸印玺。

蒙古势力壮大起来以后，灭了西夏、女真，随即征服了南宋。元兵先得金国的全部庋藏，又得南宋内府的法书名画。在战争中毁者有之，丢失者有之。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既久，浸染汉族文化渐深，对于书画艺术发生了兴趣。在元朝的几个皇帝中，要以文宗图帖睦尔对书画的兴趣最为浓厚，他于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建奎章阁，置书画博士。柯九思初为参书，翌年正月二十五日被拜为鉴书博士，虞集为侍书博士。毕竟因为连年战争，损失无法估计，致元内府所藏并无显著的起色。元内库书画装裱亦无显明特色，以画上加钤“天历之宝”、“奎章阁”诸印，拖尾有柯九思、虞集多人题咏。

元朝统治的年代不长，期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所爆发的农民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都金陵（南京），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平定中原，攻陷元大都（北京），建立起明朝全国政权。洪武时内廷有稽察司监管文物，由太监掌管，凡是俘获或献缴的法书名画，统归稽察司保存，传世书画在右下角钤稽察司半印者，都是明廷收藏过的明证。宣宗朱瞻基酷爱绘事，延揽各方艺士，风气为之一振。而明朝中期的几个皇帝大多无鉴藏书画的嗜好。嘉靖以后，因为军饷不足，甚而把内库珍品出卖给豪强。明代内廷书画的装裱，看不出有一定明显的式样。早期藏品钤“稽察司”半印，自宣德而后，或者上钤“广运之宝”一玺，“万历之宝”也偶尔一见。在明代统治的二百八十多年中，这个王朝庋藏的法书名画没能比元代强出多少。与此恰恰相反，倒是士大夫阶层中，杨士奇、沈周、姚绶、吴宽、文徵明、韩存良、项子京、董其昌、王世贞等大家名族，大有其人讲求鉴藏之学，对流传中的书画讲求鉴别保藏。

清代统治者崛起关外，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称帝，多尔衮摄政，入关君临天下。到康熙时，统治者玄烨从小对汉文化习染渐深，于书画的兴趣相当浓厚。受明末董其昌的影响，不但其本人笃好不倦，处处步伍董氏，就是朝廷内大臣如姜宸英、沈荃、陈英禧诸人，亦莫不趋之若骛，风气为之一新，从而宫廷中庋藏董氏和华亭派作品最盛。玄烨侍从之臣高士奇私家所藏历代书画，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由此可见一斑。法书名画大量集中于清内府，是在乾隆弘历统治的六十年里实现的。弘历本人对历代书画极为爱好，大力搜求明末清初以来流落各地的名迹。当时，流散宫外的法书名画由多数藏家的分散局面，已逐渐归入几家巨富之手，却为弘历致力访求。乾隆年间为修《四库全书》，曾派官员到江南诸省访求图籍，此举与唐开元年间派徐浩诸人的做法，古今一揆，这次表面上是以搜集图书善本为主要任务，但许多书画也同时被征集入宫内。乾隆以后的书画积累明显下降，因为民间流传的名迹已先后集中于清宫廷，而历代名迹却又为数有限，总的趋势是逐渐散佚，不可能得到补充。所以说，越早期的作品，越到后来越见稀少，就是历年由于兵燹以及保藏不善诸原因所造成的。清宫廷所藏法书名画，直至乾隆时始进行鉴别整理，编成《石渠宝笈初编》，由张照、励宗万、梁诗正、董邦达诸人主其事。根据宫中所藏，主要依照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为序，按照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排列，逐件鉴定。上等在前，次等附后，用千字文编号，记载材质、尺寸、款识、收藏印记、题跋及弘历题字、内府印玺，一一载入；惟次等则仅录作品名称，本人款识，不记尺寸、印章，如经乾隆过目的，仍然详录，只是他人题跋文字从删。凡是经过鉴定的书画，上等作品所钤印玺有“乾隆御鉴之宝”、“石渠宝笈”及贮藏宫殿名称印记之外，又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印。此项鉴定整理工作，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二月到十年十月十日，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鉴定并整理了“历代法书四百六十件，历代名画一千二百六十一件，本朝臣工书画三百八十九件，世祖（玄烨）、世宗（胤）书法一百七十六件，总计二千二百八十六件”，编成四十四卷。有关涉及宗教的书画入《秘殿珠林》初编，未计算在内。乾隆年间历代名画法书大集中，在第一次整理后四十余年，进入宫中的历代作品数字可观，几与前期的积累相埒。基于这种客观原因，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春，开始第二批书画的鉴定整理，由王杰、董诰、阮元诸人负责，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直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冬，始告完成。这次的鉴定整理工作比上一次的要进步一些，虽然在原有基础上分类，并按照庋藏宫殿逐项鉴定，却在记录方面更为翔实。不分上、次等级，臣工意见，用题跋形式附入项目之后，所有书画现状一概记入，取消千字文编号。至于编者按语，记入某件作品之前代著录，一些收藏者、作者，以及不经见印记的考证，尽管不尽详细，对读者颇有裨益。第二批鉴定整理的书画，内府印玺除原来的六玺而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继鉴”诸玺，如系宗教作品，则钤“珠琳新编”诸印，使人们可以凭此按图索骥。后来经过嘉庆朝，在第一二次整理过的作品上，又钤“嘉庆御览”诸玺。乾隆逊位后，又在书画上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经过两年多的整理，鉴定并记录了“历代法书名画一千八百四十五件，”主要是弘历书画一千一百六十件，臣工画六百件。此外有关宗教书画的鉴定整理，计历代的三百件，弘历和臣工的一百五十七件。总共整理了三千零六十二件。鉴定记录而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重编》四十卷。清宫第三次鉴定书画，是在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自春至冬，前后历时十个月，比前两次所花的时间短。这次整理的特点，以弘历、琰父子的书画为多，计二千四百九十三件，历代书画为九百一十六件。这项工作由英和、黄钺、胡敬诸人负责，通过这次整理，编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若干卷，形式同于重编，但当时仅有数部抄本分别归入《四库全书》，无印本流传，此后罗振玉就抄本录出目次付梓。嘉庆以来，国事多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对书画艺术已无任何兴趣，宫中历代藏品中也就看不到他们的鉴赏印记了。倒是末代皇帝溥仪要侍臣罗振玉篆“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命臣工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上，与其说他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还不如说怀有政治意图而为。

有关清内府所藏历代书画，由于宣统溥仪逊位以后，仍留居故宫十一年，在此期间曾命载瀛、陈宝琛、朱益藩、耆龄、袁励准等查点过一次，在书画上加钤“宣统鉴赏”等印记，还用石印编出《点画目》一书，分别送致有关当事人等。此外尚有少数书画藏于盛京（沈阳）和热河行宫，就翔凤阁藏的有四百四十九件，有金梁所撰《盛京书画录》可资稽考。热河行宫也藏一些书画，有见于《石渠宝笈》著录的，也有未经著录的，如阎立本《职贡图》等，均属知名旧迹，已被运往台湾。

综观清朝开国二百余年，前后庋藏大批历代书画，经过多次鉴定整理，编次成书，较之前朝宫廷只存其目，或竟不予著录的情况看来，清代的几次鉴定整理工作，自有其历史意义。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其中，前朝法书名画计四千件左右，包括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这个数字与《宣和书（画）谱》的六千余件北宋以前名作藏品相比，固然大相迳庭，但较之元、明内府或于若干位大鉴藏家相比拟，则远胜于之。

研究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收藏和流散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到，在书画艺术空前发展的前提下，装裱技术有所改进，人们的欣赏兴趣广泛地作用于传世的作品。正因如此，法书名画得到历史积累才有可能。经常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当大量书画作品集中于内库时，民间流传相对减少，从而士大夫中的鉴藏活动随之趋于沉寂;反之，朝廷的法书名画流散出来，民间的鉴藏活动就会出现活跃局面。无论是内库或士大夫之家，他们所庋藏的时间，最长没有超过三百年的。

另外，由于人为与天灾所造成的灾害，使我国千余年来庋藏的作品，逐代锐减。尤以明代的情况最差，已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历代好事者能凭藉一国或一隅之力，也使一些埋世名作得以复见天日，多少弥补历次的损失。同时，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代表性书画名家，留下的若干作品也相应地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此连贯传承，铢积寸累，使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不但没有枯竭，而且始终不断积累，保持了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

与清代书画收藏的由盛转衰相伴随，中国古代书画的流散在清代也逐步开始成为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康雍乾盛世，全国传世的名迹基本上都进入清宫，随后虽有积累，已成强弩之末。在嘉庆以前，宫中庋藏情况一向良好，只是历次火灾，特别是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十月乾清宫交泰殿大火，可能对宫中书画多少有所波及。如庋藏在乾清宫的《万岁通天帖》，就有很显著的火烧痕迹。嘉庆时，皇帝用宫中所藏法书名画颁赐亲王和大臣，有些是极为重要的剧迹。颁赐成亲王永的那一部分，其中就有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平复帖》，这是我国传世书法墨迹中最早的一卷墨宝，由于此件墨迹的传世，对我国行草书的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材料。再有唐人韩《照夜白图》，画的是一匹拴在木桩上的骏马，上有张彦远签名，不过前隔水南宋名家吴说一题，似属可信。后来，此两件作品传至清室后裔名画家溥儒（心畲），因治母丧乏资，遂将其世袭珍品割爱，经著名版本学家、“双鉴楼”主人傅增湘先生之荐，将《平复帖》售与鉴臧家张伯驹先生，上世纪50年代连同唐宋人法书名画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惟《照夜白图》一卷，则经白坚甫之手，携往扶桑，售与日本私家收藏，又云此书画卷由英人所得，长期留在伦敦，上世纪80年代初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事实上嘉庆帝琰赐予成亲王的当不止此，对别的亲王、郡王和大臣都有所赏赐，从所举例子中，推知内府庋藏书画已在此时开始递减。道光以后的情形，比嘉庆还要糟得多，赏赐有增无已。仅就颁赐给恭亲王奕一笔，有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陈容《九龙图》，王岩叟《梅花图》等剧迹，又赏赐侍臣曹文埴元赵孟《二羊图》诸作，或为孤本，或系名迹，现今均已流往国外，分别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处所藏。

更有甚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奔承德行宫“木兰秋”。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宫廷和圆明园，掠夺百姓财物，圆明园付之一炬。四十年之后，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再陷北京，宫廷、百姓又遭一次大洗劫。前后两次的掠夺，国家元气大伤，宫中庋藏的法书名画，难逃厄运。据《石渠宝笈》所载，藏于圆明园的历代书画，计有宋人《爵土奕叶图》等二百余件，如果不是为火所焚，则流往国外，或为外国士兵持向市场出售。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是我国卷轴画最早之赫赫名迹,为联军中的英国军官掠走，1903年约翰大尉售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虽然有传说是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作为英皇寿礼送出去的，但证据不足，应该是这两次入侵劫夺的罪证。尽管《女史箴图》为隋唐官府模本，却留下东晋顾氏名迹的风范，从艺术和历史上衡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再如唐人韩《五牛图》，乃传世瑰宝，为国内外人士所公认之唐人巨制，也是在这两次洗劫中被携出的大批名画法书之一。所幸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国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

还有清宫内廷的太监们趁火打劫，将窃出来的书画售与古玩市场。清宫旧藏有《法书大观》一册，内有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墨迹，著名的苏轼墨宝《季常帖》即在其中。此册曾经太监暗中将内部诸玺印擦掉，藏于土坑之中，俟机携出，或者有别的原因，一直藏在坑中，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院内进行清理，才被发现出来。在一个小殿的宝座垫子下面，还发现传为唐代卢楞枷《六尊者像册》，也属同一个事例。晚清内忧外患，宫廷管理上的废弛，给宫中书画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十一年中，利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北洋政府人士对旧主的眷恋，“清室优待条件”的庇护，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溥仪借赏赐名义，大肆窃取宫中财物，特别是庋藏多年的法书名画，干出监守自盗的勾当，为数竟有千余件之巨，其后相当部分散佚。溥仪盗卖事件所产生的危害，影响深远，而当时北洋政权当局照例派官员去现场清点，如果不是发现宫廷太监所记“赏溥杰”账单，即使动员大批人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消耗巨额金钱，穷年累月，也未必能弄个水落石出。当时根据账单编成《故宫已佚书画目》（包括善本）一本薄薄的册子，向国人有所交代。事实上该目录既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也未指出事件本身的严肃性，更谈不上有科学价值。单就账目而论，与后来所发现的数字，漏记竟达百余件之多，而其中尤多国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当权者将故宫所藏大批文物包括书画在内，绝大部分迁往南京，随着战事节节失利，再转运贵州、四川一带，以避敌人锋芒。抗战胜利的1945年秋，又陆续运至南京。南京解放前，国民政府当局再次决定在文物中优中选优，先后分三批运往台湾。据国民党“教育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穗高字第二六一号代电”，已知运台湾的第一、二批的文物共三千三百四十八箱，包括“外交部”文件暨图书善本在内;第三批则不知确数，估计至少在五千箱以上。至此，清宫历朝所积累下来的法书名画，大多被运去台湾省。所剩下的大多为臣工一般之作，或宫内贴窗壁一类装点品。

国民党政府从故宫运往台湾，连同原盛京、避暑山庄集中在午门古物陈列所的法书名画，已于上世纪60年代初由王世杰（即原“教育部长”）领头，做过一次整理，编印出《故宫书画录》一部。该书分上下两册，分精真品和一般两类，上册为精真者，下册为一般作品，同时在日本编印台北故宫所藏《历代名画三百种》大型图录，再参阅近年发印的《故宫文物月刊》等，二玄社及学研社出版多种精印宋元画册，可望按图索骥，便于考察故宫原藏书画之数量及其真赝之科学性如何。

中国古代书画的流散和收藏，大江东去，历经曲折，构成了一部中国收藏史，而其中官家收藏为其主体。又鉴于历史上官家文物，多次聚而复散，历朝也曾派员向民间查访收集，直至当代。既逢盛世，中国书画这一国粹，已经在国家和民间有识之士的继承和发扬之中，继往开来，历久弥新，进一步焕发出民族文化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