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为其撰写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亦在迄今近一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历史中不断被后人追忆，作为乱世之中人格独立的信仰。
康德在著名的《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范畴的无目的而合目的性，意指在一事物的本质中包含着它自己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形成与发展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是有赖于其内在必然性。艺术不依赖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规范，而只依据内在的本体原则而存在。之后浪漫主义以至整个现代艺术史都是对康德提出的艺术独立理想的历史实践，但是现代艺术并未完成艺术的这个独立梦想。艺术的非功利性并不意味着它自身的封闭性，相反，艺术的独立还要在社会关系中去完成。
现代艺术之后的社会学转向，迎来了当代艺术的新历史。在这个新的征程中，独立精神依然是未尽的事业。现代社会以来，整个世界的艺术都有求同的趋势。但是不同的时空语境会带来相异的艺术问题，艺术与思想的独立理想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去加以实践。
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农业国家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决定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搭在一起的社会状态，也决定了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混搭的艺术状态。什么是好的艺术？与时俱进还是追忆历史？其实重要的不是时风，而在于其中的艺术精神是否独立。艺术精神的独立归于人的思想独立。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和艺术界，诸神争战，群魔乱舞，各种非人格力量纷纷登场，对刚刚兴起的人的自觉意识设置了种种壁垒，形成对独立思想的重重桎梏。这些限制精神自由的障碍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在一次次的时代情境转换中伺机而动、卷土重来。而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独立意识生来就在枷锁之中，迄今仍在枷锁之中。
概而言之，中国当代的艺术场域中，主要存在三种限制艺术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社会因素：未经反省的传统遗老，工具专制的国家理性，资本至上的消费主义。与之相应的艺术形态为新旧文人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它们分明是艺术独立精神的阻碍者，但在现实中它们却能屡屡荣登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充当艺术自由的成功者，制造了精神自由的幻觉。
当下的艺术自由似乎只有一种——市场价值。具有精神价值的好艺术作品当然应该实现与之相当的市场价值，在历史长河中这是必然的趋势。但现实往往是，短视的目光被欲望、权力、资本等等世俗的价值观所遮蔽，而关于人之精神存在的自由、真理、正义的价值观则湮没少闻。由此形成了一种绝对归于市场主义的艺术观，无论是腐朽的传统主义，还是虚伪的国家主义和犬儒的玩世主义，都归于拜金的市场主义。艺术，就跻身于如此喧嚣而污浊的空气之中，祈盼精神救赎。所幸，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如此盲视。每一个废墟时代，都有一些执于内心的艺术家坚守在精神独立的彼岸，与世俗的狂欢远远隔绝。他们在这个雾霾年代，是具有知识分子性的艺术家，追求陈寅恪先生所倡导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北京作为中国的艺术中心城市，无疑是诸神争战的阵地。距离北京只有30分钟高铁车程的天津当代艺术，也早已纳入北京艺术圈内。很多天津艺术家都在北京创作和生活。这是京津一体化的天津当代艺术的一面。此外，天津当代艺术还有其地域性的特出之处，被业内关注。远在晚晴至民国，天津即是皇亲国戚寓居之处，亦是遍布西方租界之城，以及港口码头漕运之之地，精英与世井、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等等多元文化混杂一处，颇具自由特质。20世纪后半叶，以上特色却大都没落，只余传统和市井延续至今。其中含有大众文化的因素，原本属于现代性的内容，与大众启蒙的思想有关。但是一旦精神价值湮没，传统和市井就成为皇帝的新衣，沦为资本价值的奴仆。因此，一味的复古把玩被津津乐道，市井调侃被纳入玩世的当代风格。但是这本来特有地域性的一面，就这样与世俗风潮融于一处，归于堕落。
但是仍然有另一面，有一些艺术家如隐士般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独立创作。他们在天津人数很少，独来独往，不问世事，却始终如一。波德莱尔曾言，现代性只是艺术的一面，代表了过渡、短暂和偶然，而另一面是永恒和不变。他们就是另一面，独立的另一面，他们是异志的精神共同体。艺术风格各有差异，但独立精神共同坚守。
“独立团——异志绘画八人展”应时而举办，特邀孙建平、张德建、阎秉会、孔千、郑金岩、李筱谦、蒋长虹、佟耀文等八位艺术家参加。他们或回首历史，揭开被遮蔽的灵魂。他们或感怀自然，抚慰其创伤。他们或专于语言，修正未完成的现代绘画。他们或钟爱民间艺术与大众文化，但绝不庸俗、恶俗。他们也心向传统，但绝不泥古。他们无功利于艺术，但严肃待之，而非玩笑。他们远离权力中心，捍卫内心的纯粹空间。
孙建平近年来致力于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精神主体的艺术塑造。从晚清、民国以至今日，政局变动不安，自由精神屡受戕害。百年中国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受难史，但是真理却是在这些不屈的灵魂身上。而那些废墟之上站立的文人们，有一个显然的特征，他们个个分立，保持距离，即便是众人之合影，也以此显示其独立精神。孙建平借古讽今，以独立知识分子的系列群像塑造，书写了一部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史。
张德建以一颗赤子之心在画布上默默耕耘，大片的色块儿如云如雪，飘然入画，交相辉映，互文激荡。每一片颜色都如同一种对世界的直觉感受，它们联接在一起，融成整个世界，绸缎一般，高贵而壮丽，昂扬而沉静。艺术于他，无利之图，唯求心动。半生素然，不趋时风，宁静致远。当代喧嚣之中，张德建依然孜孜以求于绘画语言的纯粹世界，却没有半点迂腐迹象。省察今日，现代性依然是历史未尽的事业，现代艺术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因其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表征，具有了特殊的修正意义。
阎秉会三十年来一直是现代以至当代水墨的先锋人物。他笔墨奇崛，极具个性。书法取道北碑，刚硬质朴，机趣横生。文人情趣、民间野趣，西方现代艺术抽象、表现之志趣，悉数被阎秉会纳入门下，熔于一炉，化在笔墨之中。他天生傲骨，不落媚俗，挥笔落墨，直抒胸臆。落落大方，若不经意，气象纷呈，笔势纵横。现当代水墨与形式、观念和笔墨传承有关，但可能于此迷失了个体性情——艺术立身之本。阎秉会却能始终坚守个体意志，不为世俗所惑。
孔千看似倔强，实则内心天趣，灵感生生不息。他早以蝗虫图像的素描和油画闻名业内，画中奇象迭出，异构频频，风格出人意料，独树一帜。蝗虫作为一个图像符号，意义绝不止于形式趣味，其意义指向自知，实不为外人道也。他一直暗暗地思考文化的比较与异同，在画布上进行大胆的融合与拼合实验。古、今、中、外，诸种文化符号可能奇妙地并置一处，寓意这个多元的魔幻世界，也是对现实情境的质疑和击打。他的思路，扑朔迷离，无论形态还是色彩，似乎出师无名，却是怪兵怪阵，令人称奇。
郑金岩一反传统中国绘画中悲剧精神的匮乏，他从崇尚消极自由的传统文化中穿越而过，关注到其中内在潜伏的一条悲剧性的线索。例如屈原、崇祯、八大山人、弘一法师等等精神肖像，他们悲剧之身份潜伏于历史深处，维系起来成为一根文脉。而正是这一根线索构成了关于精神独立的历史。郑金岩在油画创作中所有的努力皆在于此，他对历史的追溯同时也是对艺术精神的追问。
李筱谦出身于国画专业，却以彻底的反省态度走出传统。他以油画和丙烯创作，关注当下自然和社会景观。社会性，如今在权力驱使之下无孔不入，进入包括自然在内的所有躯体内部，使之成为社会性的建构。某种意义上，尘世之城皆为社会塑造而成。李筱谦敏感于一人一木，感知其中的异化和抗争。他与集体化的社会有着明显的疏离，刻意保持距离，远观却能洞察内。社会景观中，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却因为权力的作用而存在着极深的秘密。李筱谦的艺术凝视，穿行在社会丛林深处，如一束隐而不见之光。
蒋长虹对自然的观看，在他自己独立的现代范式之中。无论现实如何嘈杂，他都能捕捉到与自身契合的对应者，它们或是一个凝固的舞姿，或是一抹婆娑的树影，但在蒋长虹笔下都天然具有一种高贵和尊严，在语言的抒写中自然流露。他有一个纯粹的空间，独立于尘世，形色自成系统，归于理想世界。蒋长虹醉心于艺术内在的审美关系，可以解释为避世，更可以解释为针对雾霾时代的内部批评，以艺术的更纯粹捍卫心灵尊严。
佟耀文面对北方冬日山乡，有着分外复杂的感受。分明是无比眷恋的故乡山水，却又日渐陌生。大地本是人类生长的基石，给历史以滋养，但在欲望之上的现世，人类可以肆意蹂躏和伤害自然。青山绿水已然千疮百孔、断裂塌陷，遽成废墟。大山在疼痛，在哭泣。佟耀文感同身受，大山之殇亦是时代之殇，他在画中呈现了现实的真实容貌，而不再是臆想的虚幻审美。回到真实，佟耀文内心平静，画面之后却奔流涌动。
八位艺术家，风格各具，但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坚守独立精神。在这个物质欲望至上的世俗时代，精神独立尤为可贵，唯此艺术可以立身，人所以为人。在天津地域，他们是孤独的个体。在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中，他们依然是喧嚣背后的少数派，他们事实上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但内心高傲。
“独立团——异志绘画八人展”，藉此聚集起八位艺术家——八个独立个体，在展览中构成精神共同体，如一束光，刺痛黑暗。
文\郝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