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林先生与子庄先生当年的交往现恐已鲜为人知。更少人了解的是两位先生抛却那个十年特殊时期的身份隔阂，不以外加的意识形态符号和社会等级为迕，反如中国传统高级文人，以笔墨唱和，以心契为尚，纯以性情与学识相赏，恶文人相轻而取君子相悦。其情景故实，正如广为人知的悲鸿对白石的推崇并与之心印相交，可谓现代艺林另一段不该湮没的佳话。
子庄先生的水墨成就已多有评誉，其从传统文人画“逸笔”观念中析出的石壶式现代减笔形式，开创了中国当代新野逸画风的另一格局，影响所及，已润泽诸多后学。与子庄先生被发现并重予论定不同，吕林先生的水墨画虽名重于时，但与其素有公论的版画成就相比，学术蕴藏似仍未获诸阐发，其笔趣盎然的人物、花鸟造诣，长期被坊间“吕熊猫”题材性偏识所淹。可见现代巴蜀画界尚待学界评价补阙者多有。
其实，除了公认的版画和雕刻成就，吕林先生在水墨艺术上至少有两个创见。一是反模式化的大写人物造型，这类作品不因袭传统文人画过于书斋的笔墨程式，大胆搀入现代雕刻手法和版画意味，出新用笔和布局，由此令其人物造型有一种少见的纪念碑式的简括气象或更为凸显的人间情态，并将这种形式感知运用于写意花鸟、鞍马走兽；再就是众所周知的新题材的开辟，即画界口碑相传的吕先生的水墨熊猫。不过，就后一点而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吕林的熊猫图中，还甚少人去注意艺术家对图画情景的拟人化处理，这种通过命题表现出来的造境式戏墨，在精神气质上与子庄先生竟多有暗合。
吕林先生故去近20年了，他独立的创造路径，他与子庄先生不止于墨砚互酬的交游佳谈，当年虽无人不晓，并足以载入现代巴蜀画史，但至今却识者不夥。有幸者这种情形正在迅速得到改变。在近年掀起的水墨艺术重返先驱的潮流中，吕林先生会是四川水墨画界另一个新的“发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