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鸿的画似乎无需解读，它充满了对现实的欢爱，对俗世的欢爱，更体现了对肉体的沉迷，对性的沉迷。一如他的为人，毫不掩饰，狂狷不羁中随性而发，随心而发，但作品的肉欲横陈后面，似乎也隐约透露出自我救赎的宗教式悲情，这是汪鸿作为社会个体的悖论，也是其艺术思想的悖论，但正是这种悖论吸引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在他的作品前驻足并凝视。他的水墨如同“张开感官的毛孔，并通过毛孔敞开通向宗教的大门。他的画让我们明白，肉身的欢乐会使我们以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接近神性，同时也朝把我们分开的死亡步步逼近。”（阿克曼《肉体的神学或神学的肉体》）
汪鸿的作品尽管与传统文人画大相径庭，但它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中国艺术背景。他以“反传统”的面貌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深深敬意，如同我提到的汪鸿作品中的悖论，这种悖论的根源便是与传统的“貌离神合”。
汪鸿并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为一个现代水墨画家，他在迷恋水墨物质特性的同时，潜意识是对油画创作思路的拓宽与突围，现代水墨的直接性与他对性灵的追求相互契合。然而，汪鸿水墨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对表达媒介的借用，而是很快进入了水墨创作的“专业”状态。仅从技巧上看，汪鸿已经得心应手地驾驭了毛笔与宣纸这种最基本的工具，我常常惊讶于他把握线条的能力，不但精准而富有易趣，形体的张力与控制力也结合得恰到好处，更难把控的墨色也处理得极具匠心。显然，这是他对深厚传统潜心钻研的结果，然而，汪鸿画面中充满童心的天才想象和多元空间的自由建构又分明告诉了我们，他早已背弃了学院的教条，在他看来，学院教条与伟大传统无关，这正是汪鸿的睿智之处。笙歌笑语中，有一人在山空人静中独往会心，那也是汪鸿——性灵的汪鸿——食色中自我救赎的汪鸿。
封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