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兼彩”石鲁的创作与写生 (1959—1964)

石鲁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艺术家，今年是他逝世30周年，这次展览的举办无疑是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最好的纪念。石鲁出生于四川仁寿一个大地主家庭，20岁时为了理想只身奔赴延安，成为一位革命的艺术家。对于家庭的毅然背叛体现出他卓尔不群的个性，这也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富有独创性的大家。

本次展览分为“高原风骨”、“新意新情”、“以神写形”三大版块，作品大多是石鲁1959年到1964年间的主题性创作及与之相关的草图、创作稿、习作和写生作品。展览内容涉及《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等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不仅是石鲁个人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画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期。石鲁在主题性创作和表现重大题材时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从本次展出的大量创作草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作品构思演变深化的过程，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具有中国式的意境，情景交融。深入研究，可以给今天的主题性创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不仅可以体会石鲁创作草图演变深化的过程，还可以深入研究石鲁是如何处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从中发现中国画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看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此外，大家的出现必然与地域文化环境存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从延安来的革命艺术家，建国后石鲁留在西安，与西北黄土高原继续保持着血脉相联的情愫，他与早年便以“边疆写生”而闻名的赵望云一起，团结了一大批西北画家，他们互相影响，相互启发，提出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口号，不断探索，共同开创了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崭新风貌的“长安画派”，为中国绘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附：

石鲁的画来自生活；石鲁的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石鲁的画气势磅礴。建国以来有不少来自生活的、有浓厚时代气息的、气势磅礴的佳作，“来自生活、时代气息及气势磅礴”并不能标志某一作家的个人特色，那么石鲁的作品又在哪些方面葆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独特的腔调呢，他的独特面貌似乎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际开始逐步形成。我细读他此后的作品，发觉他的画面造型大都被归纳、统一在方与圆的基本构成中。《转战陕北》中从毛主席的身影到前山后山，大大小小的形体都基于方，形象中“大”与“方”的单纯处理拍合了“大大方方”的概念，产生了磅礴之气势。方的锐角大都被磨掉了，寓圆于方。画面于是并存着方与圆两种基本形，它们控制了整个画面，它们交错着向外扩展，又交错着向心脏浓缩，浓缩成身影的方块与脑袋及草帽的圆点，奠定了方与圆的司令部。《转战陕北》以方为基调，寓圆于方。

——吴冠中《石鲁的“腔”及其他》

这是一幅打破了当时表现领袖的流行格式的作品。石鲁自己谈过这幅画的构思过程：一开始，也是想画“群众欢呼”、“领袖看庄稼”这一类场面，但他觉得这样思想境界不高，抒情性不足。他要寻求一个可以使观众有充分想象和联想的画面。情节和实践的具体性本来是绘画艺术的特点，但有些地方过于具体、详尽的描写反倒限制观众想象的自由驰骋。石鲁不是一个玩弄笔墨，信手挥毫的人，他只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下笔。画面上土地的浑厚深广和空间的廖廓无垠，使人自然想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领导的气度和胸襟。毛主席凝神远望的姿态和壮阔的高原景色溶为一体，使我们感到领袖的思绪、心潮充盈于千山万壑之间。感知和领受这些，除了富于感情的头脑之外，还需要具备

一定的历史、文化素养。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美、自然景色的美和中国人民几千年间形成的对于这片土地的特殊感情，综合为一种深沉醇厚的意境。这是石鲁比较成功的作品常有的特点，也是传统中国绘画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摘自水天中《思想着的艺术——石鲁绘画艺术的特点》

为了表达这种不平凡的伟大、俭朴中的高贵，石鲁对《东方欲晓》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画面没有出现任何人物，只有窑前两株钢铁般坚韧的梨树枝干和窑洞顶上一丛朦朦胧胧的枣树，在料峭的晨风中闪动，毛主席居住的有特点的朴素窑洞窗格里，闪耀着淡淡的灯光，在迎接黎明。作者用“比”、“兴”手法，表现了这样的诗意：“长宵漫漫绝豸虫，不谢灯花兴正浓，银勾铁划书天地，刺破东方一道红。”题材的平凡，引起我们许多类似的生活回忆。构思的奇巧，又使我们从一个窑洞的灯光联想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可以看出，石鲁同志善于把非常严肃、重大的革命主题，通过具体的平凡生活感受表现出来，动人以情，使人觉得亲切、可信，好像亲身经历过的一样，抛弃了概念化、公式化的俗套，避免了装腔作势的说教。

——摘自叶坚《艺贵独创 犹贵于人品——浅谈石鲁书画创作》

石鲁主张把山水“当作人来画”，“当成个大人来画”，甚至认为“山水画就是人物画”。山水即人的思想，是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刻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与善于以人的心态观照自然的庄子的观点，与石鲁崇拜的石涛关于山川与艺术家相互脱胎于对方母体，艺术家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从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角度而言，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层的表现。60年代初期的代表作中，《赤岩映碧流》那刀斫斧劈色墨相映的山崖与激流勇进的小舟形成对比，与其说是山川的雄劲，毋宁说是驾舟力量的高扬；《东方欲晓》没有正面表现人，而那富有金石意味的枣树的老枝掩映着灯光的窑洞的格窗，却令人追怀延安赤子们奋斗的日日夜夜。这样的山水是史诗的形象，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就气质而言，是阳刚之气、崇高之气、英雄之气在山水画中的流露。另一类作品，如苍拙的老树与湿山嫩草构成的北国之春(《初晴》)，如流泉般滚下山谷的羊群的节奏(《高原放牧》)，《家家都在花丛中》的美意，都是有情的自然，都是人的诗思，都是画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恋情。

——刘曦林《石鲁的人生旅程与艺术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