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前，世上的商品生产皆处于手工工场的模式中。机器时代，流水线代替人工，机械之学、重复之美便应运而生。商品的大规模制造和批量化生产随之影响到艺术的创造与审美。艺术品从现代到当代，是从唯一品变成限量品，又很快从限量变成了批量。从此，一种基础性的，消耗人工的，劳动式的审美，成为新兴艺术产业模式的重要审美倾向。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基层劳动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当下社会中劳动的消耗，所换回来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20世纪以来，艺术品从最初的陈列型逐渐演变为展示型。当然，不单单是艺术品，其它商品零售业也都增强了展示性，已吸引大众的购买欲。展示带来的联想，或者说是幻想，给予艺术品双重特性——时效性和参与性。我们通过杜尚的作品，看到他对于某种手艺的颠覆，也可看出对另一种手艺的注重。他依赖于展览展示的进步，使现成品成为艺术品。他视新写实主义、普普艺术、集合艺术等，为达达的余灰复燃。他使用现成品的初衷，乃是侮辱传统的美学，但是，新达达却干脆接纳现成品，并发现其中之美。杜尚把瓶架和小便池放到人们的面前做为反抗，却得到了评论界美的赞赏。虽然他的成功有种种意外，但他选择现成品时对手工的追求，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时过境迁，当下艺术家并不需要以反抗为目标。但将艺术家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看待时，其仍然保有追求自由力量的传统。齐泽克说：“剥削劳动力所得的利润逐渐转向了知识私有化所得的租金。”这比马克思的理论更为简明。马克思试图明确劳动力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时，其偏向资本家利益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同时，马克思的理论也将商品与劳动力的关系看得更为简单和固化。鲍德里亚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批判马克思，指出的就是当商品化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时候，市场中的主要商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而变成了“视觉形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品牌。
品牌是对于商品自身的颠覆，也同样改变着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性质。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也不再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只有自由支配的身体的纯粹劳动者。判断商品价值的依据，也不能只对人所消耗的劳动力来鉴别。因此，某种简单直接的，并不体现手艺难度和强度的艺术品，以类似品牌效应出现。比如，卢西奥·丰塔纳在红色画布上制造划痕时，以及杜尚将一把雪橇铲命名为艺术品时，他们所消耗的劳动力，显然无法和生产画布和制造雪橇产的劳动力消耗去相比。但是，艺术家名字作为类似品牌的效应，支撑起越来越多的展览。
这一观念成立的不利影响，就在于加速了艺术品的大规模生产。当然，有些在艺术品大规模生产的带动下，因为过分模仿、粗糙，加快了它的消亡，也削弱了这一观念的威信。但这种模式的出现，证明了时代的变革很难彻底舍去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和生产模式。也说明了人类本能的生产基因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往往会刺激这一基因的复苏。所有大规模生产的不利因素，也在当下逐渐显现。
